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曾经作为农村“致富”经验的“能人治村”，如今暴露出不少弊端 

    “能人治村”、“能人办厂”，曾经作为浙江宁波农村“发达致富”的一大经验。然而，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能人经济”暴露了不少弊端。近年来，这个市把加强基层民主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使广大农民告别“能人时代”，在自治、管理自己的各项事务中，真正拥有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保障切身利益，“心齐气顺”奔小康。

　　不“靠人”“靠制度”

    鄞州区邱二村党委书记、党的十四大代表陈银儿，上世纪90年代初曾是中国农村绿色革命的一面旗帜。由于缺乏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陈银儿私欲膨胀，独断专行，一手遮天，最终栽入贪污犯罪的泥坑。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群众的民主意识日益觉醒，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实现物质、政治、精神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已成为宁波当前的重要课题。

    仇毕村是宁波远近闻名的经济强村，他们村办的现代建材装潢市场，一年经营额达5亿元，上交国家税收逾3000万元，还安排了200多名村民就业，村里的各项事业红红火火。人们可能会认为，村民们该高兴满意了，但是，对于前些年少数村干部作风不民主、办事不透明的做法，村民们还是有意见。村民仇国定说，以往村里有工程项目、修路建房什么的，都是某些村干部说了算。村书记开了一家饭店，干部们为迎合书记，常常借故到这家饭店接待客人，回来报销就是一路绿灯。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现任村党委书记余世良说，新班子上任后，针对村民意见，我们大力推行民主管理村务公开，明确规定，凡村里的集体投资、基本建设等重大事项，都要由村两委会提交村民大会讨论后再作决定，一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要公开招标。现在村民积极性很高，会去工地现场督工；村里建水泥路，村民会拿着钢皮尺去测量厚度，生怕承包商偷工减料。

    明伦村以前总是闹矛盾，干群不团结。有一次村里发生纠纷，情绪激动的村民把当时村支书的手指拗断了。1997年史松良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着手，很快扭转了局面。史松良说，村里与阿育王寺合作有一块公墓地，效益很不错。但多年来参与公墓经营管理的，多半是村干部的家属亲戚，村民们有意见，我们解散了原来的人员，通过民主公开方式，对村里就业有困难的家庭，以一户出一人为限，组成160多人的墓地经营公司，市场越做越大，平均每人年收入在12000元以上。

    以经济民主推动政治民主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反映村干部经济问题和村级财务开支方面的投诉增多，成了目前宁波农村突出的矛盾。镇海联丰村一位党员说，以前村里需要支出时，都是由村长书记几个人说了算，几年前，村里老书记个人拍板，把200万元征地款借给一家外地工厂，后来这家企业破产了，200万也就打了水漂，村里留下一句话，叫做“书记买教训，村民付钞票”。据了解，类似事件前些年在宁波农村不是个别现象。

    从源头治本着手，宁波市在全国较早全面推行“村账镇代理制”，最初某些“专家”有异议，说这是干预村委会的自主权。宁波市民政局基政处长缪乾水说，我们既不争论也不退回来，因为我们认为，这项举措不是限制正常的村务活动和经济业务交往，而是要让广大村民增加知情权监督权。

    宁波市实行“村账镇代理”的第一道环节，就是要求各村成立财务监督小组，村干部所有开支的发票，要经财务监督小组成员会审签字后才能入账报销。记者担心实际效果，宁波市农业局副局长李强介绍说，村财务监督小组成员，不是村干部指派而是由村民代表推举出来的，主要任务是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如果他们不认真履行职责，不但要被撤职还要受村民指责，这就使财务监督有了制度设计上的制衡保障。

    好制度也得不断完善，“村账镇代理”时间长了，暴露出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乡镇财务经办人员不愿意得罪村干部，有些打擦边球的发票睁眼闭眼算了。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村干部与乡镇财务人员勾结，将数以百万计的巨额土地款挪作他用的案件。针对这一新的情况，宁波市在慈溪等地试点，设计了村级财务联网系统和互查制度，乡镇分管负责人可以实时监控，并且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村镇财务互查审计，由上级领导主持点评，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宁波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全市各地逐步推广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

    干部花钱村民说了算

    仇毕村财务监督小组成员毕耀庭说，我们刚刚接受财务监督工作时，村长很开明，说村里开支要经你们审批。我们想，村干部手里有权，他们要发展村级经济，招待客商，出差考察，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花钱，我们怎么卡得住？我们就出了个招，将原始单据一张一张原原本本如数公开张贴，让全村老少一起来监督，这些开销用得值不值，有没有假公济私？结果第二年一核对，村里经营接待费比上年下降了55%。在以后的几年里，连续出现经济指标往上升，接待费用往下掉这样的“奇迹”。仇毕村的干部说，财务监督小组这一手确实“厉害”，为怕村民嘀咕，我们招待客人能省就省。

    在宁波，很多村干部感慨，现在手中的权越来越小，责任越来越重，“官”越来越不好当了。慈溪武陵桥村书记吴建龙说，去年我承诺在村里建一个农贸市场，因为规划审批严格，水泥建材又涨价，结果农贸市场一直拖到今年开春才完工，超出了承诺日期，大伙对此不满意，要求将“问题”说清楚，我只好向村民们作检讨。

    接受群众监督，把村民是否认可作为干部政绩的评判标准，也成为村官努力进取的“原动力”。蛟川街道中官路村，近些年来随着城区不断扩大，村里1000亩地被陆续征完了，如何安排全村650个劳动力的出路，成了村党支部书记赵章琪的一件大事，他想方设法通过创办农贸市场和小百货商场，鼓励村民承租摊位，消化300多人，还找附近开发区企业商议，腾出保安、保洁等辅助岗位帮助一些文化低年龄大的村民上岗。在老赵的辛勤努力下，现中官路村没有一个在家“窝工”的村民。 (记者郑黎)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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