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形形色色的财富排名近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时，在各种排行榜上占有相当大比例的浙江企业家，却一以贯之地低调应对各种商业性的排名。剖析这种冷静的态度，人们可以发现，许多浙江企业家的财富观，正从当年为摆脱个人贫穷追求小康生活的最初创业动机中走出来，他们对财富带来的责任伦理的思考，正在导向一种新的思路。

　　尽管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的一些富豪一再因为违法犯罪而“暴卒”，但排行榜释放出的巨大眼球效应还是令不少商人眼热，企业家本人的知名度是企业形象营销的一部分，上富豪榜可以出名，可以收到广告不能收到的效果。本月16日，《欧洲货币》杂志首次发布了中国最富有企业家的排行榜，就使一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企业家一夜成名。

　　但这样的广告诱惑却遭到一直注重企业形象营销的浙江企业家们的冷对，他们对上榜异乎寻常地低调，宁愿花巨资为产品或者企业做形象广告，也不愿意进入富豪榜这个“大秀场”。

　　记者调查发现，浙江商人对福布斯式以“数字论英雄”的排名方式的冷淡态度，可以看出其正在建构中的浙江商人财富观的最新变化。

　　面对排行榜的一低一高

　　不重金钱数字重贡献

　　“我不要上榜，把我从富豪榜中除名。”直到上周，杭州一位连续两年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民营企业家，还在不断地与福布斯沟通，希望能够在今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消失。不过福布斯方面的回答却是：我们一直关注你的最新情况，我们要尊重事实。

　　与上面这位老板持相同抵触态度的浙江企业家有很多。一位曾经上过福布斯榜的浙江某化纤企业的董事长告诉记者，尽管他一直拒绝福布斯方面的采访，也不肯提供公司的相关资料，但最终还是上榜了。不过令他开心的是，去年他已经“落榜”。

　　他们为何普遍低调面对富豪榜？记者采访了我省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民营企业家，“没有时间去关心”、“只想把企业做好”，他们的回答大致相似。日前有媒体采访一位进入胡润版中国富人榜的某龙头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企业是靠做出来的，不是靠排出来的。”

　　对这些低调务实的态度，如果仅仅用企业家们害怕“露富”来概括，未免显得太武断。对于一个长年承担着企业经营压力的企业家来说，无数的企业事务常常令他们分身无术，把大量精力花在充满娱乐功能的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上，对于这些担负着几千甚至上万人的就业和事业希望的企业家来说，似乎过于奢侈。

　　不过，如果对浙江商人低调态度进行深一步的解读，人们发现，在上榜的富人中，不断有人因违法或者经营不善而“暴卒”，事实上给正在形成中的浙商财富观敲响了警钟：以财富的数字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容易导向杨斌式的反面典型。在合理合法地追求财富的前提下，一个拥有较多财富的人，他们运用财富为社会作贡献的大小，应该成为财富价值所在的基础。

　　这种对“赚钱”目的的思考，从不久前部分浙江企业家对自己被纳税榜遗漏而反应强烈的事实上，可见一斑：有关方面日前公布的中国私营企业纳税排行榜中，一些缴纳了大量税款、本可以上榜的浙江企业“漏”了榜，使这些合法缴纳了巨额税款的企业家感到十分委屈。这种高调的姿态与对财富排行榜的低调形成鲜明反差。

　　从“椅子坟”到产业城

　　财富来自社会也要回报社会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记者提问“你认为在企业壮大以后，应该怎么回报社会？”时说，一方面要上缴税收来回报社会，另一方面是投资发展，创造劳动力就业机会，另外搞公益活动，也是回报社会，对于企业来讲，把企业搞好，创造税收，这样才是最大的回报。

　　宗庆后的意见其实代表了相当多的浙江企业家对财富的观点，他们力图以纳税和为社会提供就业这两个基本的载体来体现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程度。

　　可是，浙商今天的这种态度并不都是从创业开始就具有的，他们财富观的提升经过了一些曲折：浙江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主要是以农民为主，摆脱贫穷的生活是他们创业最原始的冲动。当年，赚取第一桶金的浙江个私老板中，有一些人以大量炫耀式消费来表明财富的价值。这种攀比式消费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盛行的“椅子坟”最有代表性，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却用来把祖上阴宅装修豪华，使美丽的青山“白化”。这种消费方式其实反映了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财富观：赚钱，是为自己享福。

　　当时，这种财富观的另外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则是不择手段赚钱，闻名全国的义乌市场一度假货猖獗，温州的劣质皮鞋曾经令全国不少城市愤怒地抵制。

　　信用的丧失，商业道德的沦落，这些不堪回首的教训使浙江商人的声誉遭受打击，也使一味为自己发财的财富观失去了现实的生存基础。

　　但务实的浙江商人迅速对扭曲的财富观进行矫正：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浙江民营企业通过二次创业和信用重建，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浙江商人和浙江产品的形象有了跳跃性的提升，当年以劣质皮鞋著称的温州皮鞋，如今已经成了全国皮鞋名牌最集中的地区。温州目前已经获得了不少产业城的称号，如“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印刷城”等等；而义乌小商品也敲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成为小商品流通中心。

　　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所利用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那种小老板式的赚钱方式正在被现代企业制度所淘汰，而现代企业的生存观完全不同于家庭作坊，很难想象一个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的企业能够长期存在。今天的企业家普遍持这样的观点：一个企业的生存之本，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是对财富观的一种提升。

　　与当年个体户式的“耀富”方式相反，今天身价过亿的企业家们却常常过着节俭的生活。在一次采访中，“波导股份”的董事长徐立华告诉记者，波导的核心层成员前几年买房子，喜欢买“顶天立地”，即顶层和地层，因为这样的房子价格便宜。目前徐立华间接持有“波导股份”11.88%的股份，其所占股份按照净资产计算，价值1亿元。对财富的态度，他说，50万，500万，可能是属于自己的，但5000万却是属于社会，因为自己无论如何也花不了这么多。

　　从个人基业到社会富足

　　社会职责引出新财富文化

　　对于许多已经积累起可观资本的浙江企业家来说，赚钱已经不是首要目的，如何把辛苦创业的企业做大，并使其成为“长青树”，已经成了许多企业家考虑的中心问题。不少浙江企业家提出了自己的产业理想，如万丰奥特想做铝合金轮毂的世界第一，波导则想在手机行业做世界一流企业。

　　长青树理想的实质是企业家想寻求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要实现这个目标，企业家社会责任伦理的建构就尤显重要，它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纳税和就业，它要求更多的人能够享受企业创造的财富：为了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这样个人的创富行为就逐步转化为一个集体的致富行为；同时，企业规模扩张往往伴随着产权制度的变革，越来越多的浙江民营企业通过股票上市演变成社会公众的公司；一些家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外来投资者和给予员工股份，使原先由家族控制的财富分散化。

　　除了通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来承担社会责任之外，一些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度在加强。今年非典期间，我省一些企业家如正大青春宝的冯根生，积极捐助药物；不少纺织、服装生产企业在接到紧急通知后，果断转产防护服、口罩；更多的企业则以捐钱、捐物等行为表达着社会责任。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由于本身文化素质的限制，他们在树立理性的社会财富观方面，需要走的路还很长：一些纯粹投机的行为如造假售假、偷税漏税，还时有存在，对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的企业家也不在少数；相当部分的企业家的环保意识不强，污染环境，损害周围群众的利益行为并不鲜见。

　　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将直接阻碍企业家内心“长青树”理想的实现，因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其创造财富的活动就是一种社会活动，个人企业的“长青树”必须建立在社会这棵大的“长青树”之下，只有社会繁荣富足，个人才能“基业长青”。

　　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方面，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有一些企业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像已连续10年稳居《福布斯》杂志美国富豪排行榜榜首的比尔·盖茨已经为国际健康事业捐赠了250亿美元。盖茨夫妇表示，在“有生之年，我们打算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在英国，《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国际公司设立了8种“道德指数”。他们对此的说明是：“投资方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越来越希望挑选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因此，只有那些对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起表率作用的公司，才有幸被纳入这一指数。

　　也有专家指出，由于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尚短，如何看待财富不单单是企业家的问题，社会公众也有个建立新财富观的问题，即如何看待财富的创造、积累和消费，所以建立社会的新财富文化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企业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对于公众的财富观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凡是追求合理合法的财富的企业家，他应该具有勤奋、节俭、创新、环保、热心公益等财富品质，为社会创业者提供积极的学习文本。这也是企业家除了提供就业和纳税之外，在道德上所应承担的更高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