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说：高校计划体制必须要改

　　大学生单萌进校读书3个月就想退学(见本报《退学的新生留下了》，12月26日A14版)，这样的人不止她一个。昨天本报追踪报道了杭城一家高复学校在大学开学后又新增了150多名高复生，其中大多数是刚在大学里“逛”了一圈就匆匆出来的新生。面对“逃兵”的背影，固然学生方面也有原因，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大学，我们能给学生的选择空间太小了！”

　　转专业依然是一道高槛

　　成绩第一只是有了转的资格，

　　成与不成还得两个系协调

　　高复班里那150名大学逃兵，退学的主要原因是对学校、对专业不满意。现在在大学里不是允许转专业吗？可过来人林玲发现，其实转专业远远没有学校招生宣传时说得那么容易。

　　高考那年，她以几分之差被自己心仪的某大学国贸学院拒绝了，被调剂到哲学专业。“开学第一天，我们寝室里4个人彻夜未眠，全系16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不是被调剂进来的！”

　　按照学校的规定，排名前50%的同学都有转专业的面试资格。于是林玲她们没有像其他新生那样兴奋地在各种社团里穿梭，或到周边的小店去淘宝，而是拼了命地读书、自学，每节课4个人都雷打不动地坐在第一排……半年后，林玲终于拿到了全系第一名。她毫不犹豫地在转专业报名表上填报了国贸专业。没想到面试时主考官只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哎呀，那你当初为什么读这个系啊？”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转专业压根儿没学校之前宣传的那么简单！成绩考到第一？那只有申请转系的资格。如果对方系不想接收，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发你！”

　　暑假来临时，林玲终于再次有了转专业的机会，这一次，她选择了新闻，不是因为喜欢，只因为听学长说这个系比较容易转进去。

　　“现在我就是在等毕业了！”林玲说。

　　王凯读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个名称听起来有点拗口，对他来说也如一团乱麻。“我很不喜欢这个专业！”但这却是他的第一志愿。他耸耸肩：“填专业时就是拿自己的分数往上套，有几个人真正了解自己的专业？”

　　与林玲相比，王凯连摆脱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面对着一堆自己毫无兴趣的课本，实在没办法能读到第一名。“就这样熬到毕业吧，说什么也要考个研究生，换个专业，换个学校，换个环境。”不过郁闷的是他没有把握，未来如何，如杭州这几天的天气，一片雨雾。

　　给学生真正的选择权

　　在国外，学生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大学；

　　在中国，基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直关注高校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现在各个大学里，对专业不满、对学校氛围不满，对新的学习方式不适应的学生很多，退学的也不少。原因各种各样。但有一些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在基础教育阶段，家长和老师们经常这么告诉学生：考上大学就算赢得胜利！“于是学生把高考当成目的，而不是过程。不是为兴趣而学，是为高考而学。一旦高考结束，人生目标就消失了，不知道往哪里走了！”这导致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的能力，不会自我规划，“他们不管去了哪所大学，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

　　接踵而来的就是高校的问题。熊丙奇认为造成学生对学校不满的原因之一，就是高校实行计划体制带来的后遗症。

　　“清华大学今年在重庆看中一个学生，可无法招。因为没有招生计划！”学生呢？一个人只能被一所大学录取，第一志愿至关重要！而在国外，一个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大学，再挑一所自己最喜欢的。“在中国的计划体制下，学校与学生从一开始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双向选择。进入大学以后，也基本遵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原则，学校画地为牢，难以形成自由、活跃的气氛。”

　　选一个专业，花了两年

　　美国大学之间也可以转校，

　　而且在原校修的学分都能得到承认

　　在这一点上，一些老师和学生都提出国外大学的某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本科学业的杭州女孩戚珊珊说：“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我喜欢的专业。之前我曾在哲学、物理、文学，以及政治和经济系之间徘徊，最后选择了建筑。在哥大，大一、大二不需要定专业，但学校规定，必须在文艺、经济、社会、物理、哲学、音乐各个领域至少选一门课。这可以让我们充分地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到底在哪里。当然，这也要感谢美国的高中，因为高中不分文理科，偏科的人少，之后选择专业的范围也大。”戚姗姗说后来她还申请到学校的一个基金，“学校允许我用这笔钱来做任何我想做，而以后可能做不了的事，包括去某个小岛科考”。

　　浙大一位教授说，美国大学之间也可以转校。“我知道在弗吉尼亚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后，就有学生以感觉不安全为理由要求转校，马上成行。而且他在弗校修的学分都能得到承认。在耶鲁，每年约有30%的学生被淘汰，不过他们不用重新去考SAT，只要拿着大学里的成绩单重新申请另外大学就行了。”

　　熊丙奇说：“大学应该重视通识教育，不要太早地划分专业，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尝试和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尽早建立真正的有选择的市场体制。”